歷史長河中的韶山

來源：長沙韶山旅游網   作者：長沙韶山旅游網   發表時間：2012-4-20 3:50:37    瀏覽： 次

     韶山鄉土文化是多姿多彩的。當舜帝自黃河歷漢水而江、湘，他便給古老而未開化的荊蠻之地，帶來了中原文化的氣息。舜之南巡，與其說因雅愛這一方山水而流連(這是后來文人的附會)，毋如說這是作為北方文明南漸的象征。韶，作為中華音樂史上的圖騰，她的內質乃最高境界的“至善至美”，也就是上古的圣主和百姓，都崇拜藝術與美與和平而非血腥、暴力與戰爭，舜就是通過前者感化南蠻，使荊楚之地首先從文化心理上與北方認同，而非完全憑武力將這遼闊的土地歸并。

 

    韶山，就是舜帝這種處事方式之樣版，韶山也因此凝聚了遠古圣人的功勛和幾千年來中國百姓對“至善至美”，對藝術與和平的向往。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韶山在毛澤東誕生以前，已具備某些“圣地”的條件。

 

     向善、愛美，也就成為我們所言韶山鄉土文化最珍貴、最原始的風貌或曰她就是韶山鄉土文化的底色或源頭。

 

     韶山古為苗蠻之地。舜，姚姓，有虞氏，名重華，相傳因四岳推舉，堯命他攝政。他巡行四方，使鯀，共工和三苗臣服。舜的南巡，為的就是征服三苗，將中原文化傳人苗地。當時韶山位于荊州南部僻遠，界乎漢、苗交錯處而為苗所轄。舜至此，見一派峻嶺崇山，登最高峰，聞鼓角齊鳴，苗民土著將他團團圍住，呼嘯吶喊聲此起彼伏，舜沒有動武，他以過人的膽識和非凡氣魄震懾了“苗蠻”，他令隨從演奏韶樂，清風徐徐，管弦之音，如絲如縷，悠悠飄下，那是令人心曠神怡的美善之樂，彎弓搭箭，虎視眈眈的苗民在和美的樂聲中，丟下武器，伴著節湊，與舜帝共舞。

 

     除了屬于北方似人似神的舜的傳說，韶山也有關于本土文明的神話。祝融為南方的尊神，有時即與炎帝混稱(“炎”就是火，烈火)，相傳祝融蒞臨南岳衡山之先，在韶山呆了一段時期，因與滴水洞的藏龍發生爭執，便南往衡山，故韶山屬于南岳第七十一峰，至今，滴水洞口南側一山仍名祝融。祝融火神駕臨韶山的傳說，反映了南方的本土文化在這里的最初積淀，而它的特點是既剛烈無比而又給人光明與溫暖?；鹗羌t色的，故南方人普遍酷愛紅色(毛澤東猶如此)。當然，這種火文化，稍后因舜的南巡而與北方文化融合。

 

     耐人尋味的是，毛澤東，確立他最初的事業基礎，開始是長達十余年的“文”的積累和對至善至美的人生理想的追求(從少年到青年)，但他還是不得不棄“文”尚武，舉起那象征光明與火的“紅旗”，發動秋收暴動，而他建立的第一個革命根據地，就是在遠古炎帝活動的中心地帶，炎帝陵即位于井岡山麓的湖南酃縣(今炎陵縣)。但毛澤東最后向黃帝(漢文化鼻祖)皈依，他率領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終于回歸到黃帝的故土，也是華夏文明的故里——陜北。毛澤東最動人的詩篇《長征》，就寫在這個“皈依”與“回歸”的征途。

 

     作為印證這里流傳的神話故事，是這一帶古文化的遺存。

 

     在一萬年以前，韶山附近已有人類棲居。與韶山毗聯，韶山山脈南麓的湘鄉市金石、仁厚等地即發掘出了這一時期的石斧、石箭。這是整個湖南最古遠的人類遺跡。在韶山西南麓的火坪鄉(毛澤東外祖母家所在地)和湘鄉市龍潭鄉岱子坪，近幾十年也陸續有考古發現，可證明韶山一帶至遲在新石器時代即已有古人的棲居，稍后又有了漢文化的滲透。

 

     大坪鄉的農民在整地時，有時能拾到形如鏟子、斧頭之類的石塊，人們稱之為雷公鏟，實際上就是磨制石器。1980年，湘鄉縣博物館協同湖南省博物館即于鄰近大坪鄉的龍潭岱子坪，清理出97座墓葬，出土磨制的石斧、石奔、石鏟、石鑿、石鏃以及陶制的豆、杯、壺、罐、盆、碗、盂、小釜等原始生產生活用具，這說明遠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韶山之麓已棲息著一個頗具規模的人類群體，并形成村落，成為湖南、乃至中國古代“早期文化”的故土之一。而從出土的文物看，它們既有明顯的古苗人和越族文化特征，又有若干中原漢文化的特征。這可以作為“舜帝巡狩韶山”這個傳說的有力詮釋。

 

     舜至韶山，給這里留下了濃郁的人文之氣，特別是創造了向善愛美的理想主義，從而成為韶山鄉土文化最重要的內容，對毛澤東主席青少年時期的成長影響甚大。舜在此演韶的動人故事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也給今人創制了許許多多迷人的風景點，如引鳳山、引鳳亭、韶峰、滴水洞、鳳儀亭、風音橋、鳳音鄉等等，這些地方是毛澤東少年時代常常流連和感受鄉土文化熏陶的佳境。

 

     當然，祝融與大舜，系史前的帶神話色彩的人物，他們不一定確有其人，可視為一種文化的象征，他們之登臨韶山，最可靠的理解是：早在四五千年以前，華夏文明的種子已播散到了韶山，從而為以后這里開出一朵朵絢麗多彩的文化之花打下了基礎。

    

      二

 

     夏、商、周三代，韶山默默無聞，但從其附近的湘潭、湘鄉、寧鄉出土的商代青銅器可知：韶山亦處在中國奴隸社會強盛時期燦爛文化的輻射圈上。1957年，韶山以南30公里內的湘鄉縣城郊牛形山出土了大批商、周文物．有銅鼎、銅尊、銅鐃、锏觚和在宴會、祭祀時演奏用的成套編鐘。其中銅鐃重達40余公斤，下柄中空安木柄，口朝上，至今仍可奏出不同的音調。在湘潭，發現的商、周古遺址，出土的古文物也特別多。如1965年4月在花石金橋洪家峭出土的大小兩口中國罕見(指其造型與裝飾)的锏鐘；1981年2月在九華公社佳化大隊船形生產隊出土的商后期青銅珍品琢尊，同年5月在青山橋高屯老屋出土的14件商周青銅尊、觶、鼎、鍤等14件珍品；韶山北鄰的寧鄉更是出土了大量在中國考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商周青銅器。如民國二十七年(1938)在月山鋪出土的四羊方尊(今藏中國歷史博物館)。1955年在黃材寨子山出土的善面紋銅 ；1959年出士的人而鼎（為中國出土的商代青銅器之絕無僅有)，同年在楓木橋公社船山大隊師古寨山頂出土的象紋大綱鐃(共5件)；1983年6月在月山公社龍泉大隊茶園生產隊挖掘出中國目前最大的商周銅鐃(重達221．5公斤)……

 

     過去，談中國古代史、商周青銅器，言必稱陜西，殊不知．在湖南、在偉人毛澤東的故鄉韶山周圍，古代文明也相當發達，出土的文物數量也如此之豐，在考古史上所占的地位也如此之重。這也就告訴人們，湘中地區在近代誕生了那么多奇杰偉人，如國畫大師齊白石、經學史學家王鎧運、大政治家毛澤東、劉少奇、大軍事家彭德懷……這是與這兒深厚的文化沃壤相關的。而作為大詩人的毛澤東，最初也是從鄉土文化中汲取過養分的。

 

     韶山介乎湘潭、湘鄉、寧鄉三縣之間，其周圍地區人跡活動繁盛，政治、軍事、文化發達，說明在夏、商、周時代，韶山本身尚未得到深層次的開發，她還處在感受鄰近地區文化影響的階段。因為韶山地小而為山區，行政上也從屬湘潭。

 

     到了戰國時代，韶山、湘鄉、寧鄉一線雖已脫離苗人的管轄，但這里仍是楚國的南緣與苗人對抗的前沿重地。當時，距韶山僅20公里之遙的湘鄉城，其軍事、戰略地位甚至一度超過了長沙城。該城城郊牛形山，除出土大量商、周器物，還星羅棋布著春秋、戰國時的墓葬，共達166座。1975年—1976年發掘的兩座大型戰國木槨墓，其中二號墓高19米、寬18．3米、長20．6米，墓穴有59級臺階，內置三棺兩槨，說明墓主為大夫一級貴族。而據民間傳說，讒害屈原的楚國大夫靳尚，即官居寧鄉縣朱石橋大夫堂(今朱石橋鄉政府所在地)，死后亦葬寧鄉，發源于韶山，流經靳尚墓的一條小河(湘江支流)因此被稱為靳江。

 

     正是在戰國至西漢，地處楚國南部邊緣的韶山，其中心地帶也有了人跡，在今永義鄉白玉村黑皮沖即發現3處這一時期的古墓。這幢將人類活動痕跡由韶山邊緣而大大內推了。也正是從這時開始，韶山鄉土文化因戰爭的影響，而增加了一個新內容，那就是尚武精神，這種日后為毛澤東接受，也傾注于其詩篇中的精神。

 

     秦代的韶山隸屬長沙郡湘南縣，西漢同此，到了東漢和晉代，韶山雖歸屬未變，但在這里將發生劇烈的事變，以至于給今天的人們留存了那時的遺跡。

 

     近年來在韶山境內發掘東漢墓共達25處之多，晉墓也有兩處。出土文物有兵器(鐵斧、鐵劍等)和五銖錢及瓷器、陶壇、銅壺等生活用具。生活用具說明這時的韶山人文激增，而東漢兵器的發現說明，東漢末年的戰亂也波及到了韶山，特別是三國紛爭給韶山影響甚大。傳說關羽曾策馬橫刀進入韶山沖，今韶山毛澤東故居以西不過1公里的新塘山就保存了一處東漢墓。長沙在三國時已為軍事重鎮，吳、蜀在其地數次進行激烈的爭奪戰，而韶山在其西南不過百余里處，又當西往巴蜀、東去東吳，北上荊州，南下兩廣的戰略要沖，所以為兵亂所及；而關羽由此往來長沙，亦未可知。

 

     三國時吳、蜀以湘江為界，湘之西屬蜀，韶山因在湘江西岸近30公里，一派峻嶺崇山，從而成為蜀國與吳國交鋒的前哨，所以，可以認為，留存于湘潭、韶山的大量東漢墓，很有可能乃吳、蜀交戰之后陣亡將士的安息之處。

 

     韶山鄉土文化由此在祝融火文化和舜帝韶樂文化底色上，又注入了尚武精神，那是關羽、張飛這些猛將的遺響，它使這一塊土地上的民眾，變得更加驃悍勇武(古苗之地本也有這個傳統)，幾千年以求，尚武成風；在韶山沖，人們出于對大將關羽的崇拜，建起了關公廟，搭起了關公橋，以紀念他在這里射殺猛虎的功勛；而在韶山沖的東北入口處，建于唐代的清溪寺，也專門設立了一座關圣殿，內塑雙目炯炯、威風凜凜的巨大的關羽立像……

 

     湘中地區近現代武將疊出，特別是曾國藩率湘軍從湘鄉、湘潭殺出(其中有數百名韶山人，數十名毛氏族人)，使這里的尚武精神達到極至；在湘軍撲滅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過程中，得到清王朝的封賞，數以萬計的湘人，成為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和各級文武官員。關于這一點，我們后面還將詳述。

 

     當然，韶山鄉土文化中的尚武精神，要等到后來曾國藩的湘軍在鄰近的湘鄉崛起，方得到發揚光大，達罕極盛，并將影響到毛澤東，而東漢和兩晉成為尚武之風吹拂韶山的開端。

 

     三國歸晉后，韶山一帶趨于太平。韶山發現的魏晉墓葬僅有兩處，出土文物也不見兵器，由此可知這種平和情形。又據史載，東晉永昌年間(322年)，陶侃領兵駐扎湘潭壺山，都督八州軍事。陶侃為潯陽人，字土行，積功漸遷荊州刺史；蘇峻叛晉，建康失守；溫嶠推陶侃為盟主，擊殺蘇峻，封長沙郡公，為八州都督。陶侃是最早來到韶山附近，而且對湖湘民風影響深遠，有正史記載的大軍事家。他領兵駐扎湘潭，加劇了這里的尚武精神。

 

     南北朝時代，天下大亂，但因遠離中原和中國東部，韶山保持著相對平靜。那時，湘南縣改稱湘西縣，韶山便隨屬湘西縣，至隋開皇九年(589年)，又劃入衡山縣。

    

     三

 

     唐代空前大統一，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繁榮昌盛，韶山飽受其惠。從天寶八年(749)起，韶山正式歸屬湘潭縣(湘西縣改此名)，從此，韶山與湘潭緊緊聯在一起了。

 

     盛唐，也是韶山歷史的盛世，那時，一種新的文化傳人了韶山，它給韶山鄉土文化又增加了一個新內容，這便是佛、道合一的文化。一批僧人，從長沙的開福寺、麓山寺等處而來，在韶山沖東北口筑寺，取“清風如故，溪水鐘靈”之意，名清溪寺。保存至今的寺碑云：

 

     湖廣長沙府湘潭縣三十九都清溪山法海寺……伏以清溪福地，乃唐朝上吉之造。

 

     女僧溯韶河清泉而上，進入韶山沖幽秘處，攀上韶峰，在半山腰結庵，于韶峰頂亦建韶峰庵。

 

     佛、道文化進入韶山，對后世發生了深遠影響，一是給這里的山水，披上了一層神秘而浪漫的色彩。一是將韶樂文化的“向善愛美”發展到更高的層次。對于一般民眾來說，他們增加了一種心靈的安慰，而其浪漫、空靈則對神話和詩歌，產生了發酵的作用?！吧厥先玫烙诖?，有鳳銜天書至，女皆仙去?！边@就是產生于唐代，關于韶山升仙的神話，后來的大量詩文，都常以此為題材，如毛蘭芳所撰《仙女庵記》和《仙女庵詞》、《胭脂古井詞》。

 

     可能產生于唐代的還有一個神話是《杜鵑花王》。今不妨簡錄之：

 

     相傳武則天當政時，韶峰上藏著一個生長千年的杜鵑花王，有緣的善良人才能見到。韶峰下住了個采藥的獨身老人劉義，他樂善好施，治病救人卻不取報酬。這天他攀在山巖上采藥，忽見一朵籃盤大的映山紅，正驚訝時，那花忽一陣顫動，從花蕊上拱出一個美麗的姑娘。她問：老人家，有何事相求?劉義說：沒有。姑娘微微一笑便不見了。

 

     劉義采了一大簍山花，下到山坳，走入病人家．人們一見他便呆了：劉義已白發變青，明眉皓齒，返老還童。

 

     這事被武則天知道了，命人追查，因武氏正渴求長生不老，官府拷問劉義，劉義堅貞不說，遂被打入大牢。這時，杜鵑花王悄至，讓劉義同復老態，牢卒恍然，劉義逃出牢房，花王將他馭起，馭往山林……從此，劉義跟隨杜鵑花王在韶山沖群山間云游，播散花種，一到春天，韶山遠近，漫山遍野，都是火一樣的映山紅……

 

     這個故事，將韶山人文精神推到一個極浪漫而美好的境界，她是佛、道文化和民間心理的共生物。

 

     韶山的百姓，從唐代開始，有了信佛的傳統，毛氏家族尤盛。毛姓在韶峰傳說韶氏三女修道的舊址筑下仙女庵，又在家族的圣山木梓山附近建起慈悅庵。慈悅庵就是毛澤東歷代直系祖宗信佛的場所。家族的佛風對毛澤東曾發生過不小的影響。

 

     而對于詩人毛澤東，無疑，其浪漫主義最原始的源頭，可能就來自他早年跟隨母親的信佛，特別是毛澤東詩歌中充溢著的真善美，正是他早年受母親、受佛文化教導的真善美的發展與升華。雖然我們不能把毛澤東詩詞中的浪漫主義和真善美等同于佛文化的浪漫空靈和慈祥、博愛、向善，但它們的確有著某種聯系。

 

     從唐代開始，韶山有了相當數量的居民，近幾年考古發現：楊林鄉磨石村磨石、善扶村蔣家灣、樟木坨、大坪鄉黃田村花鋪、新聯村齋公坨的4處唐墓內，出土了開元通寶、青瓷罐、青瓷小壇、粉盒、銅鏡和陶俑，這些文物已屬日常生活用品，有的還是女性化妝品。唐宗之交，手工業也在韶山興起，在如意鄉綜合場村曹家壩即發現一處唐宋窯址，面積約5000平方米，文化層厚0．1—0．3米，采集有綠釉、豆青釉、黃褐色釉瓷片，器形為碟、壺等。

 

     唐代的韶山和湘潭，隨著經濟、文化走向繁盛，大批著名的文人墨客也由中原到此，從而將本來就充滿詩情畫意的山水，形諸筆端，從而為后世營造了濃厚的詩歌氛圍，也使詩歌與文學成為這里的鄉土文化又一重要內容。

 

               綠水暖青萍，湘潭萬里春。

               瓦樽迎?？?，銅鼓賽江神。

               避雨松楓岸，看云楊柳津。

               長安一杯酒，座上有歸人。

               (唐•許渾《送客南歸有懷》)

                湘潭春水滿，岸遠草青青。

                有客釣煙月，無人論醉醒。

                門前蛟蜃氣，蓑上蕙蘭馨。

                曾授蒙莊子，逍遙一卷經。

                 (唐•釋•齊已《湖南漁父》)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

                 楚岫千峰碧，湘潭一葉黃。

                 故人湖外客，自首尚為郎

                 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

                  (唐•韋迢《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

 

     這都是唐代的詩人對湘潭和湘江風物的細致描繪，在他們的筆下，淡淡的旅愁與凄迷的景色融為一體。又如羅隱的《湘南春懷古》：

 

                湘江春暖蕙蘭薰，鳧翳苒苒鷗著群。

                洛陽賈誼自無命，少陵杜甫兼有文，

                空闊遠帆遮落日，蒼茫野樹礙歸云。

                松醪酒好昭潭靜，閑過中流一吊君。

 

                鄭谷《湘江亭》：

                湘江似伊人，湘人非故人，

                登臨獨無語，風柳自搖春。

      

       唐人筆下的湘潭，如此嬌媚動人！應指出的是，其時湘江流域，仍被作為落魄文人的飄零地，這兒遠不及中原繁華，卻保存了自然的生態。唐代流落湘潭最著名的詩人是杜甫。他于大歷四年(769）由潭州(長沙)往衡州(衡陽)而經過湘潭，并在這兒頗費流連，寫下近十首詩篇，如他的《宿花石戍》：

 

                 午辭空靈嶺，夕得花石戍。

                 岸疏開辟水，木雜古今樹。

                 地蒸南風盛，春熱西日蓉。

                 四序本平分，氣候何回互。

                 茫茫天造開，理亂豈恒數。

                 系舟盤藤輪，杖第古樵路。

                 罷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

                 柴扉雖荒沒，農器尚牢固。

                 山東殘逆令，吳楚守王度。

                 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

    

       我們看到，唐代詩人，特別是杜甫，以現實主義的詩筆，投向湘潭的自然風物，同時關注這里的時弊和民生疾苦，杜詩中就有“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之句。

      佛教的空靈浪漫和儒士的現實主義，都是在唐代幾乎同時注入到湘潭和韶山的鄉土文化中的。

    

      四

 

     宋、元、明的韶山，為一處世外桃源。1989年，在楊林鄉白翎村出土了一批宋代文物：一個外徑10厘米，厚0．2米的青銅鏡，一把鐵剪；最有價值的是一只錐形雙龍陶瓷瓶，高45厘米，最大直徑27厘米，口徑15厘米，頸口徑6厘米，底徑8厘米，厚0．6厘米，重4．85公斤，呈深褐色，飾7道荷葉波浪式花紋，瓶肩有雙龍。同時出土數枚熙寧通寶和元豐通寶，證明上述文物屬于北宋神宗(1068—1085)時代，距今900余年。

 

     元代，尤其明代的韶山，人文與經濟獲得了更大發展，韶山成為民眾躲避戰亂的場所。當中原和東部沿海人民流離失所，而這兒因屬山區，遠離大城市，人口反而增加，特別在元末的兵亂之后，大批江西老表入遷，至今，韶山絕大部分姓氏的始祖都是從江西來的。

 

     在韶山鄉朝陽村瓦碎塘、楊林鄉善扶村可居場、窯山坨、磨石村磨石都發現了元代的古窯，出土了大量綠釉、豆青釉、黃褐色釉的碟、壺、碗的瓷片及坯模具等。甚至在今毛澤東故居附近的張家山上也出土了元明時代的一面銅鏡和一顆“斬鬼士印”銅符。

 

     這告訴我們，韶山真正意義上的大開發，是在元明之際開始的。江西移民的到來，使韶山的河谷地帶出現了連綿的肥田沃野，一幢幢土磚茅舍，依山傍水而建，炊煙裊裊，雞鳴狗吠，趕走了昔日的荒涼；就是在韶山沖這樣的密林深處，也聚居了各姓人氏——其中人口最多的姓氏即毛姓，正是這個家族，孕育出了一位偉人。

 

     韶山鄉土文化發展到明代，又加入了一個重要內容，那就是求真務實的農耕文化。

 

     從明代開始，毛澤東歷代祖先，務農為業。他的直系先人中，沒有高官顯宦，他們終年沉湎于農事，日出而作，日落而歸，直到他父親，方改變那種小生產方式。毛澤東本人，在其少年時代也曾直接參加農耕(1906-1909年)。因而，一方面．他對農民和農村有了深切的體驗，一方面，也在他的思想中注入了重農、民本觀念，而在他的人格上也打下了農民的烙印(包括生活習性)，而表現在他的詩歌創作上，同樣有了這方面的影子：他的詩有著農民一樣的率真質樸，他的不少詞章，關注農民的命運，在他的筆端流露著對農村戰天斗地帶來的變化的喜悅(如《七律•到韶山》、《七律•送瘟神》等)。

 

     作為歷史巨人的毛澤東，誕生在內憂外患、國難當頭的時代，作為詩壇巨擘的毛澤東，亦同樣如此。所以他的詩決不是淺吟低唱，而是黃鐘大呂，吶喊著時代的最強音。

 

     近代的100年中，在他的故鄉，也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大的變化，也表現出與民族、國家的同呼吸、共命運。這應當是韶山鄉土文化中最為直接，也最為激烈地影響著毛澤東與詩的因素。

 

     明末清初，湘潭、湘鄉一帶成為明兵與清兵的絡繹往來之地。順治四年(1647)，清兵攻取湘潭，五年八月，明將陳友龍來此。接著，馬進忠、牛萬才數十萬人馬，從常德方向經韶山潰退至湘鄉，分駐四十多里，焚掠三月，次年，在湘潭與清兵遭遇，千村血洗，萬灶煙寒，四鄉無一片干凈土，甚至于韶山沖那樣幽秘的地方，也遭了戰爭洗劫——滴水洞外木梓山下的竹山大屋，即毛澤東的房祖(四世祖)毛震的老屋，也被“八賊所毀”。

 

     韶山的經濟、文化，在清中期，得到長足發展，人民安居樂業，各姓氏既以族為單位聚居，又交相雜處，在韶山沖內外，各族都建起了它們的祠堂，并開始編纂族譜。如毛姓，在韶山沖就既有總祠(大祠堂即毛氏宗祠)，又有3個分祠(小祠堂即毛震公祠、毛鑒公祠、毛深公祠)。毛氏宗祠、毛震公祠分別建于乾隆二十八年春、乾隆三十一年秋，其余二祠建于咸豐和光緒年間；《毛氏族譜》也于乾隆丁巳(1737)始修，次年完成。對于一國一地來說，盛世修史修志，而對于一族來說，則是盛世修祠修譜，清代的乾嘉盛世，在韶山也有明顯的反映。

 

     正是因為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安定、生活的寓余，方使韶山毛氏家族有余暇和余力，總結家族的歷程，回顧家族的傳統．從而發揚比大家族文化與鄉土文化，為孕育家族的人才，乃至國家的棟梁，奠定基礎。毛氏家族正是在此基礎上，于清朝最后一百年中，人才輩出，實現了其宗祠門聯所寄寓的理想：既誕生了象毛蘭芳這樣不錯的詩人，又涌現了諸如毛正明、毛有慶、毛恩毅那樣的武將，而到世紀末，終于將一位文武雙全的巨人推出，那就是毛澤東的降世。

 

     清朝后期，貧富懸殊越來越厲害，地主和有軍功的退役官佐大量收買、兼并土地，隨著國力的衰竭，朝廷捐稅目益加重，鴉片，戰爭的爆發，更使清政府內外交困。咸豐元年(1851)，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揭竿而起，勢如破竹，大舉北進，湖南，成為義軍出桂之后的第一站，可惜的是，中國的這個內陸省份，似乎還沒有深刻認識到帝國主義的威脅和清王朝的不可救藥，除有少量民眾響應太平天國之外，更主要的是由此殺出一伙湘軍，為首者即湘鄉人曾國藩。

 

     曾國藩的故里湘鄉縣大界里荷葉塘(今屬雙峰縣，鄰湘潭縣歇馬鄉)，距韶山僅百余里。曾氏于1853年3月，受清廷之命，任幫辦團練大臣，在湖南——主要是湘鄉、湘潭、韶山一帶募兵，以鎮壓太平天國。次年2月，在這兒組成一支1．7萬人的水陸湘軍，殺氣騰騰撲向洪秀全。

 

     從江西等地“填湘”的移民的后代們，在默默無聞長達400多年后，也想去建功立業了。他們大多處于社會的最底層，讀書取仕之路不通，于是幻想通過曾、左等人的裙帶關系有所作為。另一方面，朝廷的征伐命令也不可違抗。僅湘鄉一縣，至咸豐六年便有數萬人從軍，前后死亡近兩萬人；緊鄰湘鄉的韶山，估計也有近千人參加湘軍，毛氏家族就有數以百計的人投軍(《毛氏族譜》載有封賞的達60多人)。

 

     滿清的統治，在湘軍的大力撐持下，竟奇跡般出現了短時間的回光返照。而作為為此浴血奮戰的湘軍，也因此門楣生輝。

 

     湘鄉縣至同治十三年(1874)，除曾國藩、曾國荃等位至王侯，以武勛敘官見于志者，文職總督以下356人，其中總督1人，巡撫4人、布政使4人，按察使5人、道員31人、知府41人、知府以下271人；武職提督以下。7533人，其中提督180人，總兵404人，副將569人，參將564人，游擊939人，都司1 138人，守備1538人，千總1200人，把總1001人；各次戰役陣亡和軍中病死的達21044人。

 

     而在韶山210.38平方公里土地上，提督、總兵一級的高官即有26位(據不完全統計)。毛氏家族的提督、總兵(一品武官)也有3人，即毛正明(1832—1901)、毛有慶(1834—1924)和毛恩毅。

 

     湘軍的產生和由此掀起的從軍狂潮，造成了湘中地區史無前例的強烈的尚武精神，也激發了這里人民對國事的熱情。雖然湘軍本身是歷史的畸形兒，但它帶來了社會思潮、民眾心理的巨變，這種巨變對于長期沉寂的湖南，特別是湘中和韶山，意義深遠。

 

     湘軍在其前中期，維護了清王朝的統治，但到后來卻有了一些變化，不少湘軍將士(如左宗棠、毛氏家族的毛有慶)，投入到抵御外國侵略的斗爭中。

 

     另一方面，退役回籍的湘軍官兵，改變了他們故鄉的社會形態乃至階級狀況。少數大發戰爭橫財的人，如韶山籍的成滌泉、章合才，他們以巨額白銀，從破產農民和小地主手里低價收購田產，從而造成這里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土地兼并，僅成氏一族，即將韶河河谷萬余畝良田據為己有(占韶山全部水田的七分之一)。由是，韶山在毛澤東誕生前夕，貧富的懸殊、階級的對立達到異常尖銳的程度。

 

     這也就使得毛澤東在他的少年時代，即在故鄉深刻感受到社會的不平等。所以，他在青年時代，在正式開展他的革命運動之初，即將目光聚焦于農村，他在1925年，更以故鄉為基地，掀起大規模的農民運動，直接的矛頭，就是對準以成氏家族為代表的封建堡壘。

 

     而作為詩人的毛澤東，我們也會看到，他的詩篇中，大部分都有著階級斗爭的內容，有些還直接描繪了“紅旗卷起農奴戟”的動人場景。

 

     從毛澤東一生的經歷看，無論他本人身上洋溢著的尚武精神和他以后長期的軍旅生涯甚至他的一些治軍方式，還是他詩篇中的戰士情懷、大將風范，乃至他的生活習性，都可從他受故鄉歷史文化和風情民俗的影響中去尋源(當然不是唯一的源頭，也不是主要的源頭)，如果我們細細地去體味，便不難理解這種種的影響。

 

 

 

       來源：韶山旅游網 www.stressfrei-leben.com 轉載請說明出處！